有怎樣的觀眾，就有怎樣的電影。在九十分鐘裡，聽著周圍的觀眾一輪接一輪的笑聲，就知道《低》在商業上多麼成功，也知道了香港人原來是多麼喜歡聽粗口和黃色笑話。
《低》的敘事勉強能歸類為意識流，整個故事順著大監製杜惠彰在大學座談會內回想到的事發展，但嚴格來說，《低》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故事和主題。杜惠彰的回憶片段零碎，而且各段回憶之間關聯不大，每段甚至可獨立成篇。
故事情節深度欠奉，幾乎全部對白都是為粗口和色情服務，對白裡的粗口，並非必需，說得好聽一點是呈現真實，說得難聽一點是滿足觀眾。就如杜惠彰與暴龍吃飯的一場，暴龍與手下的對話不停重覆同一粗口，惹得觀眾狂笑，黑幫人物說粗口非常合理，但會否不停重覆說同一粗口？另外，粗口從黑幫人物口中說出，應該是使人恐懼的，但結果卻是惹人發笑，這或許是在展示現實的荒謬性，但其實是「為說粗口而說粗口」的證據。
或許是因為《低》只用了十二天就拍完，過程十分趕急，於是鏡頭、燈光、場面調度都是隨隨便便的。《低》的鏡頭幾乎全部都採用手持的方式，部分鏡頭更毫無意義地不停zoom in zoom out，營造出一種偷窺的感覺，然而電影沒有任何一部分需要呈現這種感覺，這一切的鏡頭運動都顯得不切實際。為了方便拍攝，部分場景甚至採用不合理的設置，如杜惠彰跟邵音音吃飯的一場，二人坐一張四人桌，但卻不是面對面坐，而是45度角面向對方，顯然是為了方便同一時間拍攝二人的close up。除了杜惠彰給前妻電話留言那短短的一個鏡頭使用了剪影的方式處理外，其餘的場景的打燈都是以「清楚看到演員」為宗旨。
《低》根本上沒有甚麼動作戲，而且同一場景的演員甚少，於是也就不需要細緻的場面調度，大部分場景裡演員都只是站著或坐著對話，最「大規模」的一場也只不過是一群「龍友」在杜惠彰的公司辦公室裡拍「靚模」，不過這場裡「龍友」的演譯極之虛假，真正的「龍友」絕不會是用錯誤手勢拿單反的MK仔。
由於以上這些製作期時的問題，無可避免地令後期剪接也出現問題。《低》的剪接每一下都是一個角色的close up，純粹是將對白接在一起，毫無技術可言。
《低》在某幾場巧妙地幽了香港電影業一默。個人最喜歡的一場是，地下麻雀館被警察掃場，攝影機淪為隱瞞犯罪的道具，諷刺香港電影無人問津，同時諷刺香港社會對電影製作的不友善，拍攝打麻雀也會被掃場（雖然事實並非打麻雀）。
在笑料方面，《低》從一開始就打著低俗的旗號，要以粗口和色情來惹觀眾發笑。不過，要讓觀眾發自內心的笑，低俗絕非唯一的辦法，2010年的《人間喜劇》就是一個例子，《低》和《人》都定位為喜劇，《人》沒有一句粗口，沒有一點色情，同樣能惹人發笑。若一個笑料需要用粗口和色情來包裝才好笑，那根本就不好笑，好笑的就只是粗口和色情。
看完電影，彷彿沒有看過一樣，離開劇院，你說不出《低》說了些甚麼，你只記得那比雲翔的《愛很爛》重口味百倍的人獸交（縱使沒有在畫面上直接呈現）和不停重覆的粗口、粗口和粗口。
有怎樣的觀眾，就有怎樣的電影。電影低俗，是彭浩翔的責任，也是那些看著杜文澤說陰毛時衰笑的觀眾的責任。
